【环球时报综合报道】编者的话：法国总统马克龙一句“不向懒人、厚颜无耻者及极端分子让步”，令政府的劳动法改革遭遇10万人街头。其实马克龙的“懒人”说法算不上自曝家丑、得罪同胞，因为“法国人懒”的说法由来已久;甚至不只法国人，在外人看来，欧洲人“懒”也是出了名的。这与欧洲率先打造出“从摇篮到坟墓”的福利社会有很大关系，而近年来欧洲经济低迷、债务危机爆发凸显了高福利难以为继所带来的尴尬局面。当然，“懒人”不只欧洲有，在其他国家和地区，“懒人”也不少。
一提起法国人，不少人首先想到一个“懒”字。得出这个印象并不难，到巴黎的大街小巷一走，就可以看到无论是阳光明媚，还是阴雨绵绵，无论是正午之际，还是子夜时分，处处是悠然自得的男女，或独自品饮，半口小杯意式咖啡就能喝几小时;或谈天说地，为一只远在亚马孙河的蝴蝶争论不休。
姑且不提一到假期，整个巴黎几乎变成一座空城，仅动辄就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的全国性，就让要在戴高乐机场无奈逗留大半天的旅客脱口而出：“这帮懒人。”无论是同在欧洲的德国人、北欧人，还是东欧人，无不对此深有同感，更不用说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了。
关于法国人的“懒”，2013年曾发生过一起“国际事件”——对法国进行投资考察的美国帝坦国际公司CEO莫里斯·泰勒，给法国工业振兴部部长蒙特布尔写了封信，说他发现法国工人每天仅工作3小时，吃午饭和休息1小时，聊天聊3小时，“我把这些情况讲给工会的人，他们却说法国就是这样。”信件被法国媒体披露后，法国党和工会表示“这就是美国资本主义”，蒙特布尔也回复泰勒：你的言辞既极端又带有侮辱性。接着，泰勒再次回击蒙特布尔……
凭借在法10余年的生活、工作经历，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认为法国有懒人不假，并且懒人的比例比不少国家要高。但何为“懒人”？法国官方并没给出定义。
依照法国《劳动法典》，“超时工作”指超出每周35小时或每年1607小时之外的工作。不少人认为这是针对所有职员，其实是个误读，该条款只针对非从事管理工作的雇员。换言之，如果你在法国是一个公司的管理人员，那么让你加班是天经地义之事。因而，到了晚上10来点钟甚至更晚，在地铁车厢里会见到一张张加班后疲惫的脸。通常，能做到6点钟准时下班的只有工人和文秘。
在公有还是私有部门就职、是否加入工会，直接决定着相关人等是否属于“懒人”。在法国公有部门的人，工作压力要远比私有部门的小，工作时间也短。同时，绝大部分的工会会员来自公有部门的机构，极少有私有部门的人加入工会。而工会又是法国各大、、等“社会运动”的主要组织者。
法国“懒人群体”的产生，其实是二战结束进行重建之后的事情。通过查证史料，以及从法国老人的嘴里了解发现，法国人在二战之后，曾加班加点地投入到重建中。等到国家基本恢复、经济开始复苏，后又赶上左派(社会党)登台执政，“社会运动”方兴未艾，法国人的社会福利得以大幅度提高。换言之，从一定程度上讲，法国的“懒人群体”在欧洲这么突出，与其社会福利过高有直接关联，而种种福利更是法国工人通过一次次抗争争取得来的。所以说，倘若说今天法国人“懒”的话，那么，根子还要从过去几十年间去找。
然而，如果用“劳动效率”来评估的话，法国人还真不能被称为“懒人”。作为法国人的邻居，德国人在欧洲获得“勤劳民族”称号，但数据显示，德国人的劳动效率要比法国人低;更不用说在世界上出了名的“勤劳民族”——日本人，其劳动效率更是远低于法国人。
总之，法国人的确有“懒人”的称号。在国外版知乎“quora”上，有人甚至专门创建问题：法国人的工作伦理真的很糟糕，还是这种说法只是个神话？根据欧盟统计局去年底发布的数据，2014年法国将GDP的34.3%用于社会福利，“在欧洲，没有哪个国家像法国这么慷慨”。
与欧洲相比，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，其“懒人群体”有着自己的特点。日本厚生劳动省6月发布的数据显示，日本共有214.5415万人以“吃低保”为生，这些人平均每月可领到15万日元的生活费，单身母亲可领18万日元，几乎和一个大学应届毕业生的税后工资持平。
这个“懒人群体”年龄跨度很大。《日本新华侨报》总编辑蒋丰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说，20多岁的“懒人”是IT时代的产物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受挫后，宅在家里，通过游戏、手机等满足内心需求;三四十岁的“懒人”是战后一代人的子女，他们眼见父母一辈辛苦工作，不愿走上相同道路;五六十岁的“懒人”更多是因身体原因，或没等到退休就遭到裁员，不得已依靠政府。这些人都是人际交往的失败者，所以躲起来“吃低保”，“低保”相当于国家对他们身份的某种认可。
《环球时报》记者注意到，在日本网络上不乏关于“做懒人”利弊的讨论。比如有人写道：最大好处是不劳而获，虽然领到的生活费不算多，但房租、看病都不花钱，有的地方还免水电费、NHK收看费;弊端则是“不许拥有汽车和摩托车很不方便”，以及“万一被老家的人知道了，很没面子”。还有“懒人”提到，长期与社会脱节，这个群体中的不少人思维方式愈发古怪，最终走上犯罪之路。
对于这个“懒人群体”，日本社会视其为另类，没人看得起他们。日本人觉得与其挽救“懒人”，不如花大力气“鼓励女性重回职场”，“延长退休时间”，甚至研发机器人劳动力。
在日本的“懒人”中，不少是赖在父母家的成年人。这种情形在很多国家存在。在印度，多达70%的成年子女跟父母一起生活。印度社会贫富差距大，社会保障体系薄弱，加上传统大家庭式的生活方式，导致一些印度年轻人“能啃老则啃”，“啃不成老”倒是令老少两辈人都遗憾的事。
9月初，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发生一起惨剧。一名35岁长期酗酒的农村莽汉靠65岁母亲的养老金过活，一天他喝醉后要钱不成竟砍死母亲并挖心蘸酱吃。案件虽然极端，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印度农村的现实，即“三无人员”(无教育、无就业、无培训)“啃老”。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，印度有30%的15至29岁青年属于“三无人员”。
在韩国，赖在家的成年子女也越来越多，有些父母因此延迟退休。韩国官方的报告将他们称做“袋鼠族”。当然，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。去年，韩国15至24岁青年的失业率高达10.7%，创2000年以来最高纪录。
一位在韩国高校进行交流的中国学者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说，虽然有“袋鼠族”，但整体看，韩国社会小，资源紧张，竞争激烈，“懒人”不多。但如果说韩国人以前觉得靠努力还能实现个人梦想的话，现在由于阶层固化现象严重，不少人放弃了奋斗的信念，“三抛一代”“五抛一代”(放弃恋爱、结婚、生育、人际关系和购房)的说法就是这么来的。
如日本的宅男宅女所显示的，IT时代，科技发展使得一些年轻人荒废工作变得普遍。去年美国几所大学的4名经济学家发布一项研究成果称，高品质的电子游戏使得愿意工作的年轻人人数大减，他们倾向于与父母同住，不想结婚。但在英国《经济学人》看来，该结论颠倒了因果：“如果工作的引力不够大到可以克服年轻人玩游戏的，也许首先应该要问，是否可以多做些什么来帮他们找到好工作……而不是一味指责年轻人不长进。”
隔着英吉利海峡，英国人时常会调侃对岸的法国人“懒惰”，形容其为“只知道度假的民族”。但英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早在1948年，时任英国首相艾德礼曾自豪地宣布，英国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“从摇篮到坟墓”的福利国家。时至今日，这个福利国家已经承认自己不堪重负。
英国财政部长期向35万名25岁以下人士，基于福利制度提供住房津贴，其中一半有子女，金额超过20亿英镑。其中一些宁愿在家无聊也不工作的人认为，反正不工作也可以享受福利收入，而辛苦工作还要缴纳高额税金，“很不划算”。《环球时报》记者的一名邻居长期声称自己患有心脏疾病，不宜劳累，但在按月领取政府福利金的同时，他却为自己购置了在公路上行驶时隆隆作响的跑车。
很多人以为英国早高峰是早上点，其实在五六点的地铁、公交上，也是人挤人。这些人是赶着去工厂接手早班工作的移民，他们从事的物流、制造业工作，本土白人多数会觉得钱少又辛苦，因而不愿意参与。
在比利时，高福利制度把一个人的生老病死都给包了，不少人没了后顾之忧后，成了“月光族”。《环球时报》记者曾在当地遇到过一些失业者，很多人不会对没有工作感到焦虑，因为虽然没了工资，政府每月提供的失业金足够保障其基本生活。
意大利也是被长期看作欧洲养“懒人”的地方。在罗马和热那亚，做出租车司机或是导游的当地人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感慨，在政府紧缩财政环境下，干得多赚得多，可缴税也多，所以很多人就有些心灰意冷了。
在欧洲诸国中，希腊背负的“懒惰”名声也许甚于法国。几年前，德国《图片报》曾给希腊总理写了一封公开信：“在德国，人们工作到67岁才退休，公务员也不再有14个月薪水的待遇……德国有很高的债务，但我们自己可以解决。因为我们起床早，并且工作一整天。”由于德国媒体的渲染，德国人对希腊人产生了“不认真工作，只会向德国摊手要钱”的印象。
希腊是欧洲不能承受高福利的集中体现。但说希腊人比德国人懒得多并不准确。欧盟研究机构欧洲工业关系观象台曾做过调查，以每周工作时间计算，罗马尼亚人最勤奋，平均每周工作41.2小时。紧随其后的是卢森堡人(41.0小时)和英国人(40.8小时)，德国人和希腊人相差不大，分别为40.4和40.1小时。最轻松的是芬兰人和法国人，分别为37.5和37.4小时。
《环球时报》记者不久前去希腊，在雅典的宪法广场，经营餐馆的当地人拉法兹说，经历了一场国家面临破产的浩劫后，很多人清醒了，再也不觉得依靠福利补助是可以令自己终老的办法。“其实没有人是懒惰的，只是社会让他们找到了可以懒惰的借口”。
无论是马克龙，还是英国首相梅，都对削减不必要的福利态度坚定，想鼓励更具商业性、竞争性的私人资本进入社会，令“懒人”不再懒，为欧洲经济注入活力。但习惯享受的人显然不愿轻易让步，而他们最具杀伤力的报复工具，就是手中的选票。
德国总理默克尔经常引用一句线%，但福利开支却达到全球的一半。德国财长朔伊布勒也说过一句“名言”：一旦欧洲采用美国式的福利标准，我们将会发生一场，就算不在明天爆发，也会在非常近的某一天发生。高福利制度给欧洲带来的尴尬可见一斑。
【环球时报综合报道】编者的话：法国总统马克龙一句“不向懒人、厚颜无耻者及极端分子让步”，令政府的劳动法改革遭遇10万人街头。其实马克龙的“懒人”说法算不上自曝家丑、得罪同胞，因为“法国人懒”的说法由来已久;甚至不只法国人，在外人看来，欧洲人“懒”也是出了名的。这与欧洲率先打造出“从摇篮到坟墓”的福利社会有很大关系，而近年来欧洲经济低迷、债务危机爆发凸显了高福利难以为继所带来的尴尬局面。当然，“懒人”不只欧洲有，在其他国家和地区，“懒人”也不少。
一提起法国人，不少人首先想到一个“懒”字。得出这个印象并不难，到巴黎的大街小巷一走，就可以看到无论是阳光明媚，还是阴雨绵绵，无论是正午之际，还是子夜时分，处处是悠然自得的男女，或独自品饮，半口小杯意式咖啡就能喝几小时;或谈天说地，为一只远在亚马孙河的蝴蝶争论不休。
姑且不提一到假期，整个巴黎几乎变成一座空城，仅动辄就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的全国性，就让要在戴高乐机场无奈逗留大半天的旅客脱口而出：“这帮懒人。”无论是同在欧洲的德国人、北欧人，还是东欧人，无不对此深有同感，更不用说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了。
关于法国人的“懒。
